郭祥家住在教授楼的四楼，宽敞明亮的客厅里放着大沙发，茶几上放了一盆鲜花，鲜花开在冬天的客厅里，自然是让许克己有些情绪明亮的感觉。郭祥给许克己泡茶递烟，两人坐在沙发上聊天，郭祥的脸上堆满了笑容，他说：“老许呀，我们都为你鸣不平，凭什么不给你破格评副教授？我也找过市局职称办，他们说破格副教授必须年龄要在三十五岁以下，这不太教条了吗？”许克己说：“我的真实水平就是这样，如果要让我弄虚作假评职称，我可以一辈子不要副教授。”郭祥说：“老许你的为人，我是非常钦佩的，只是世道如此，只有个人适应社会，而没有社会适应个人的。”许克己说：“如若世间无道，则需个人以身殉道。”郭祥说：“工资和房子都是很现实的事，嫂子跟你受了这么多苦，你也得为老婆孩子着想呀。”许克己将烟蒂按灭在玻璃烟灰缸里，说：“低工资，没房子，毕竟还不算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无足挂齿呀！”
两人的谈话虽然平静，但平静中却在相互咬着牙扳着没有胜负的手腕，只是茶水越喝越淡。中午开饭的时候，郭祥家里来了一位戴眼镜的白面书生，郭祥向许克己介绍说，“这是省城《教学论坛》杂志社的王编辑。他是来组稿的，我想介绍你们认识一下。”王编辑主动跟许克己握手：“许老师，你好，早就听郭老师说你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特来向你约稿。”许克己看王编辑知书达礼、文质彬彬，主动上门求稿，许克己颇有寻寻觅觅终得知音的激动，他紧紧握着王编辑细腻而柔软的手说：“许某不才，承蒙厚爱，三生有幸。”王编辑说：“哪里哪里，许老师谦虚了。”
菜很丰富。红烧野兔、糖醋鲤鱼、清炖老母鸡汤，还上了四只云梦湖大闸蟹，郭祥撬开了一瓶剑南春酒。落座后，三人推杯换盏、酒酣耳热之际，说话就无所顾忌起来，今天许克己特别兴奋，他甚至有点忍不住赞扬起了王编辑：“王编辑，都说世无公道，且为蝇营狗苟所乐，有你和贵刊如此方正公平。来，我敬你一杯。”说着就一口将白酒倒进了嘴巴里。王编辑细腻的脸也喝得通红，他硬着舌头说：“许老师，你是名师，当然不能刻薄于你。别人交一千块钱版面费，我只收你八百。”许克己突然酒醒了，他张大嘴巴，一块鸡骨头僵在嘴里进退两难，无所适从。郭祥说：“还是老许有面子，我还交九百呢。”许克己吐出了嘴里没有啃净的鸡骨头，问：“你说什么？你要我交钱给你发表所谓的论文？”王编辑跟郭祥又碰了一杯，他歪过脑袋，说：“我收你八百，只是版面使用费，我自己的劳务费一分不要。”郭祥开导许克己说：“评职称逼着你要论文，现在发表的论文都是要交版面费的。杂志社稿子多得用麻袋装，许多人揣着钱都排不上队。老许，我是真的为你着想才请来王编辑的。”许克己扔下手中的筷子，从一堆鸡鸭骨头残骸中站起来说：“花钱买版面的论文我不发，我也没有用来做交易的论文。”许克己转身就走，身后留下了郭祥副教授充满酒气的声音：“老许，你太不近情理了。”
不近情理的许克己回到家里，坐在一把当年郑红英坐过的木头椅子上闷头抽烟，椅子绑上了铁丝后依然摇摇晃晃。许克己在这张危险的椅子上脸色都憋紫了，王大兰知道情况后，给他的紫砂壶里倒满水送过去，责怪说：“交钱就交钱，别人能交，为什么你不能交？评不上副教授，我们一辈子也别想住上楼房。”许克己咕咕噜噜喝了水，死死盯住王大兰：“你知道什么叫不顾廉耻吗？”王大兰在地上狠狠跺了一脚：“评不上副教授、住不上楼房、让老婆孩子跟着受罪，才是廉耻呢！”
许克己借着酒性，勃然大怒：“你要是不想跟我过，你就离婚，跟一个给你楼房的人享福去吧！”说着就倒在床上一言不发了，王大兰看着死不悔改的许克己躺在床上就像一块坚硬的石头，她气得哭了起来。正在上初中的老二走过来安慰王大兰说：“妈，别跟爸爸生气，将来我肯定会当上副教授的，到时候我让你住楼房。”许克己家的老大技校毕业后，由于忍受不了家里的阴暗和潮湿，一年前就搬到厂里的集体宿舍去住了。
从此，许克己对副教授和一套带卫生间楼房的幻想彻底熄灭了，当其他教师家里已经用上罐装煤气做饭的时候，许克己家依然烧蜂窝煤。煤炉经常熄火，许克己就将煤炉拎到屋外，然后点着碎木片，用一把破扇子煽风点火，许克己被浓烟呛得流出了眼泪，煤烟在风中涣散着破碎，王大兰看着许克己像一只虾一样弯着腰在炉子边咳嗽，她忍不住又落下泪来。
许克己跟王大兰之间话越来越少，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默默地坐在一台十七英寸的电视机前看电视上歌舞升平，许多人在霓虹灯闪烁的城市里享受着物质的欲望。王大兰睁大眼睛看着外面的世界灯红酒绿，心里就像打翻了一瓶酱油一样别扭，侧眼看身边的许克己，他已经睡着了。
王大兰听着屋外呼啸的风声，她叹了一口气，将被子轻轻地盖到了丈夫的身上。
7
两千年钟声敲完最后一响，一个世纪就过去了。
许克己更老了，头发基本上全白了，他的背在岁月压迫下已经驼了起来，但他的腰却依然保持直立的姿势并顽强地抗衡着背部的变形，这种腰与背的不和谐，最终导致了他的上身僵硬而顽固，他走在校园的黄昏里就像被人扔下的一个废旧塑料袋随风飘荡。高校扩招，招收初中毕业生的师范学校招生越来越困难，招进来的学生水平也越来越差，分配更是难上加难。师范学校在高校扩招的冲击下勉为其难地维持着度日如年的时光，老师们人心惶惶，他们心烦意乱、军心动摇，就像一九四九年初春的国民党军队一样正在为自己的出路而彻夜不眠。郑红英局长曾来师范学校做过一次报告，她对自己政治上最初发迹的学校充满了感情，她说：“市政府和市局对办好师范学校决心大、信心足，我们要加大投入，重振师范学校的辉煌。”这些空泛而抽象的口号并没有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全体教师表情冷漠地坐在下面，居然连象征性的掌声都没有响起来。招生困难，投入减少，学生分不出去，这些残酷的事实粉碎着教师们残存的信心。因为谁都知道，现在本科师范生都不好分。所以郑红英的讲话更像是乌江边上的项羽鼓励身边的残兵败将一定能够反攻刘邦获胜一样虚无缥缈。许克己讲师坐在下面很平静，他看着墙上的一幅标语发愣，标语上写着：教育一定要面向现代化。
以往每年招十二个班，现在只有四个班了，此时的许克己只教两个班语音课，他基本上不用备课了，那本自己编写的教学讲义中内容就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早已经烂熟于心。日子突然变得清闲了起来，他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就翻阅老庄的书，他迎着黄昏的残阳，耐心细致地琢磨“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的句子。暮霭在不知不觉中铺满了天空和屋顶，线装书中关于的鱼的文字变得模糊了。
师范学校评职称的事每年都在继续，他不再申请也没有人通知他申请，学校里再也没有人提起过许克己职称的事，关心的人和不关心的人都已经忘了许克己与副教授之间还有什么联系。许克己自己也忘了，他拿着讲师的工资过着简单而朴素的生活，王大兰也累了，她说：“你应该出家当和尚去。”许克己不搭腔，他的目光停留在屋外的一棵泡桐树上，树也老了，树皮已经开裂。这棵与许克己一同跨世纪的树在他的视线里渐渐地变成了一条鱼。
一个周末的黄昏，许克己正在屋里用铁丝捆绑那把摇晃的椅子，一辆黑色的奥迪轿车突然停在许克己家的平房前，车里走下一位头发涤亮、西装革履的中年人，他一进门就紧紧地握住许克己的手说：“许老师，这么多年没来看你，学生无礼了。”许克己放下手中的钳子，很恍惚地看着陌生人的脸。王大兰拉亮了屋里的灯，许克己这才认出了是自己当年的得意门生陈可新。陈可新让司机从包里掏出四条中华香烟，说：“许老师，我一直穷忙，没来看你，多有不敬，还望老师宽恕。”这么多年来，许克己家的平房里往来既无白丁也无鸿儒，他就像一个被人遗忘的一截铁丝扔在岁月的风雨中，已经锈迹斑斑。陈可新的造访让许克己情绪有些激动起来，他一边让座，一边拿起塑料水瓶倒了一瓷缸白开水给陈可新，连连说：“我不能收你的烟。”陈可新说：“许老师，要说你对我的关心和教诲，我是无法能够偿还得起的。你要是不收，我就无地自容了。”许克己不好推托，嘴里连连说：“你能来看我，我死也瞑目了。”陈可新说：“哪里哪里？许老师言重了。”许克己枯萎的眼睛里放射击劫后余生般的光芒，他说：“你来看我，意义不一样，事关以德报怨，还是以怨报德。”陈可新说：“许老师，如今到了这个年龄，我才知道老师当年对我的用心良苦。当我知道了什么叫诚信做人的时候，我就来了。”
陈可新大学本科毕业后留在省政府办公厅当秘书，现在是省政府副秘书长，今天来本市视察工作，顺便看望许克己。看到许克己依然住在三间平房里，陈可新脸上流露出愧疚的神情：“许老师，你目前的生活还这样贫寒，令我们这些学生心里很不安。”许克己说：“生活还能过得去，能有你这份心就够了。”陈可新说：“我也听李保卫说了，你至今职称还没落实，论文的事我负责解决。”许克己说：“谢谢你的关心，职称的事我早就放弃了，有论文也没什么意义了。”陈可新说：“许老师，这样吧，你把你编写的讲义让我带走，我知道那都是高质量的论文。”许克己很坚决地说：“不可，不可，杂乱无章，言之无据，不足以冠为论文的名义。”见许克己如此固执，陈可新就没有再提。晚上，陈可新请许克己夫妇到市宾馆豪华的黄山厅吃饭，许克己并没有推辞，他在这种邀请中找到了一种几十年如一日固执己见的价值，他觉得这是对他一生为人做事的最大的肯定。他需要这种肯定，这种肯定就像海难中落水者眼前漂来的一块木板，也像是绝望中遥远的星火。一桌子山珍海味并没有吃出什么味道来，许克己觉得那些菜肴都是一个个铿锵的汉语拼音，其声母与韵母紧密配合，组成了一句两千多年前的句子，“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这一晚，许克己喝多了，晚上回到家里，吐得天翻地覆。王大兰批评他说：“你有些得意忘形了。”许克己倒在床上呼呼大睡，第二天天亮后，他面对窗外有些陌生的阳光，他甚至怀疑昨天发生的事情究竟是不是真的。
一个月后，许克己突然收到了一封信，信是省教育出版社寄来的，信中说许克己的讲义已通过了选题论证，准备正式出版，书名改为《江淮方言与普通话正音之研究》。因为该书市场销量较小，所以希望许克己购买一千册图书，按六五折算，随信还寄来了一式两份的出版合同书。许克己没有激动，却有些糊涂，他并没有给教育出版社寄讲义，怎么突然收到了出版通知？他估计这与省政府的陈可新副秘书长有关，可那天自己并没有将讲义给陈可新呀。王大兰听说许克己要出书了，激动得浑身发抖，她不太明确一本书的意义究竟有多大，但她还是以最朴素的感情理解了出书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也是对丈夫一生老老实实教书的报答。她将家里唯一一只正在下蛋的老母鸡捉起来准备杀掉慰劳许克己，她的眼睛里居然闪出了一些泪光：“老许呀，你真不容易，这下总算熬出头了。中午好好喝两盅。”许克己夺下王大兰手中的鸡，将鸡放了，他说：“情况还不太清楚呢，不可忘乎所以。”这时李保卫兴冲冲地来到了许家，他一进门就紧紧握着许克己的手说：“许老师，祝贺你的学术专著正式出版。陈可新真够意思。”
原来陈可新在许克己那里没有要到讲义，他就让李保卫给了他一本学校打印的讲义，回去后陈可新打电话给新闻出版局局长让教育出版社安排出版，局长当即就答应了，一切简单得就像安排看一场电影或安排吃一支冰淇淋一样。李保卫向许克己祝贺的时候，许克己脸上很迷惘，他不清楚既然正式出版，为什么还要自己购买一千册书。李保卫说：“这是最优惠的条件了，你要是自己出版，买一个书号就值两万五，自费印刷还得一万多，你现在买一千册书，只要一万多块钱就够了。如果卖掉了，你还能赚几千块钱。”许克己说：“我卖给谁去？”
李保卫说：“每届进校的新生人手一册，让各个班班主任帮一下忙，没任何问题。要不了两三年，就会全卖完。”许克己脸色变了：“强行卖书给学生，无异于削铁针头，夺泥燕口，巧取豪夺，为人不齿。”许克己觉得既已正式出版，还要花钱买书，这与花钱买版面、花钱买荣誉性质是一样的。
李保卫副教授好心没办成好事，面对着许克己青黄不接的脸，坐立不安，他很没趣地走了。许克己给省教育出版社写了一封回信，断然拒绝出书，信的结尾写道：“我本一介书生，不善交易，更无能买卖，千册图书于我则无异一堆废纸。现将出版合同寄回，请予以查收。”受到伤害的出版社从此再也没跟许克己联系过。
又两个月后，许克己收到了《教院学报》和《师范教育研究》两本杂志，杂志中刊登了许克己的两篇论文，许克己一看，是他的讲义中摘选的文章。不仅没要版面费，甚至还给他寄来一百多块钱稿费。许克己看着印刷工整的文字，他觉得文字就像一个赌徒偷来的赌资，这让他心里有一种咽下苍蝇又吐不出来的恶心。他知道这是陈可新操作的结果，想写信责问陈可新，陈可新的信却先来了，信中说：“书稿让几位教育专家看了看，都认为见解深刻，学术价值很高，所以就发表了。至于出版社出书一事，未征得许老师同意，又没做成，多有冒犯，心中惶惶。诸多不妥处，望老师海涵，乞谅！”许克己看着学生的信，苦笑了笑。
论文虽然够了，但许克己不可能去考外语，因此两篇论文对于他就像一个根本嫁不出去的老妇人脸上涂了一层脂粉一样，不仅于容貌无补，反而有弄巧成拙的难堪。
王大兰工作的市煤球厂终于倒闭了，一些下岗工人约王大兰一起去市政府闹事，许克己不答应，他说：“政府尚有恻隐之心，仁也。”许克己所说的恻隐之心是指政府每月发给王大兰两百一十块钱最低生活保障金。
五十多岁的老讲师许克己正在和三间沾满了水锈绿苔的平房一起慢慢地成为这个时代的文物。
8
深秋的时候，许克己的视线中落满了树叶，他提前穿上了黑色的棉袄，每天上完课就回到家里扫门前的树叶，一股寒流在漆黑的夜里掠过这座城市。第二天早上，许克己看到门前的泡桐树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枝干，就如同是一个输得精光的赌徒。许克己坐在门前读一本现代人根本不读的书，因为书上没有奶油味道，也没有迪厅里的光线和鲜艳的口红。
日子如水一样向着尽头流去，稀稀落落的学生和老师在宽敞的校园里走动的时候，更反衬出校园劫后余生般的凄清，一只麻雀飞过的声音居然惊心动魄。今年学校只招到了三个班，五十五岁的许克己教一个班，另两个班由一位年轻教师带。
师范学校的情况是除了财政拨款外，生员少，收入低，教师没课上。市教育局郑红英局长让市局下了一个文件，要求对全市各县的民办教师进行轮流培训。培训的任务就落到了师范学校老师的头上，这既让大家有事干，也让大家增加一点收入。深入每个县后，吃住由县里统一安排，副教授上半天课补助五十块钱，讲师是三十块钱。下去一个星期，吃住省下了不说，还能挣上两三百块钱。
由教研室主任李保卫副教授带队，许克己讲师和另一位年轻讲师赵启发三人来到云阳县培训民办教师。抵达云阳县的当天晚上，分管教育的王副县长和教育局邱局长宴请师范学校的三位老师。晚宴在溢香阁酒楼举行。豪华包厢里，灯光温暖而抒情，王副县长和邱局长跟三位老师一一握手，王县长连连说：“市局对我县的民师培训工作很重视，还专门派了一名教授来，非常感谢你们。”李保卫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这个贫困县招待客人还是很大方的，桌上堆满了美味佳肴，甚至还上了一道明令禁止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做的菜，青笋油焖穿山甲。许克己年龄最大，所以王县长和邱局长就第一个给许克己敬酒，还将穿山甲的肉夹到许克己的碟子里，李保卫也趁机抬高许克己的地位，向两位领导介绍说：“许老师当年是我的老师，他的学问是我们一辈子也赶不上的。”王县长突然放下酒杯握住许克己的手说：“我一看你就像满腹经纶、饱读诗书的大知识分子，真是令人钦佩。其实，我从小就想当教授，没想到走上了官场。许教授，我敬你一杯。”许克己愣了一下，但王县长已举起了杯子，就只好干了一杯。邱局长随后也站起来向许克己敬酒：“来，许教授，我也敬你一杯。”许克己突然不喝了，他脸上被酒烧得像火熏了一样，热烘烘的。他放下杯子指着李保卫说：“他是教授，我不是教授，我是讲师。”李保卫很含蓄也很谦虚地说：“是副教授，副教授。”全场顿时空气凝固了，王县长和邱局长面对这一场景面面相觑，感到很惊讶，只不过这惊讶在他们的表情中只停留了片刻，王县长迅速端起酒杯说：“你们都是有学问的人，在我眼里都是教授。来，干杯！”接下来的喝酒过程中，王县长、邱局长虽然对许克己也很客气，但很显然他们的目光已经落在了李保卫的脸上，而且一再说：“李教授，这次培训全靠你们了，我们县民师素质亟待提高。”李保卫就把培训计划和安排详细地做了介绍，王县长和邱局长对李教授连声道谢。
赵启发发现了这样一个细节，王县长跟李教授碰了许多杯后，完全是很应付地笑着对许克己说：“来，我敬你一杯！”敬酒时没有称呼，或者说不好用称呼。赵启发三十多岁，他随遇而安地吃喝着酒肉，他发现许克己脸色通红。虽说君子“就有道而正焉”，但如若不贤，谈何悟道传道？孔夫子最赞赏的还是三千弟子中的七十二贤人，一部《论语》都是与贤人对话，许克己应该是最清楚的。然而在这种场合，当然是副教授李保卫最有资格谈传道授业的。
吃完后，三人下榻县城宾馆，在宾馆门口道别后，服务员将三位带到了三楼，打开两个房间，服务员让李保卫和赵启发进了一个双人间，将许克己领到了一个豪华的套间里。许克己问服务员：“为什么我一个人住套间？”服务员露出洁白的牙齿，微笑着说：“您是教授，县里安排教授住套间。”许克己声音很冷漠地反问服务员：“你怎么知道我是教授？”服务员笑着说：“我一看您就知道您是教授。”许克己没说话，他坐在宽大的床沿上一言不发，这次他没在服务员面前说自己不是教授。
服务员走后，许克己拎着自己的一个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老式提包，然后敲开了李保卫和赵启发的房间门，他对李保卫说：“你去住套间！”李保卫说：“许老师，你这么客气干吗？你年纪大当然住套间。”许克己扔下手中的包，说：“那是县里为教授准备的。”李保卫说：“还是你去吧，许老师。”许克己拿出老师对学生说一不二的口气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名不副实，君子不为。”李保卫在许克己师道尊严目光的逼迫下，乖乖地走了，他的嘴里还说着：“这怎么好意思？”许克己不搭腔，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一言不发地坐在床沿上抽烟。赵启发泡了一杯茶端给许克己：“许老师，你喝点茶吧！”许克己依然不说话。
一个星期培训结束后，讲师许克己和赵启发各得二百一十块钱讲课津贴，李保卫副教授得三百五十块钱津贴。离开云阳县的时候，县里派一辆小车送三人回市里，王县长紧紧拉着李保卫的手说：“李教授，下次来云阳，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直接找我。”直到车子发动的时候，王县长才对许克己和赵启发应付性地说了一句客套话：“欢迎二位有机会再来云阳。”
一路上，许克己一直不说话，李保卫跟他搭话时，他也是嗯哈着一些简单的音节。年轻的赵启发说了一句：“这个他妈的王县长真浑，住房还搞三六九等。”许克己、李保卫都没搭腔，后半段路程，车里的气氛极其沉闷，只听到车轮碾过路面时均匀的声音。
回到学校后不久，李保卫找到许克己眉飞色舞地说：“许老师，这下总算有希望了，职称评定条例做了修改，年满五十五岁的讲师，工龄满三十年，评副教授可以不考外语了。”许克己不动声色地看着一本新版的《白话四书》，他对书中的注解非常不满：“怎么能这样乱注呢？”李保卫给许克己点上香烟，说：“许老师，你的副教授职称不解决，我们做学生的心里不安呀。”李保卫从来不敢在许克己面前以领导的身份跟他说话，至今他还害怕许克己的目光。许克己说：“我知道了。”
后来这一消息得到了证实，不久文件正式下发了，但还有三个附加条件李保卫没提到，一是科研能力很强，二是讲师职称满十五年以上，三是两篇以上的学术论文。许克己全部符合条件，许克己甚至觉得这个文件似乎就是为他制定的。教研室的同事们纷纷向许克己祝贺的时候，许克己说：“懂外语就是懂外语，不懂不能装懂，毛主席也这样说过。修身莫过于修心，自欺欺人当属心术不正。”
王大兰皱纹深刻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她知道副教授不仅意味着涨工资，而且意味着有一套带卫生间的住房，从此不要在严寒酷暑中上公共厕所了，她就有了一种翻身解放的感觉。“终于熬到头了。”她每天都在重复着这句话。许克己已经填写了职称申请表，他没有太多的激动，他觉得这是为他平反，没评上副教授并不是因为水平差，而是不切实际的政策制造了冤案，他又是一个不愿向不合理政策妥协的人。
后来，王大兰听说不考外语参评职称控制很严，论文质量非常重要，考核相当严格，名额还有一定的限制，市里许多符合这一条件的人都去找门路送礼了，还有送钱的。王大兰要许克己去给市局郑红英局长送礼，许克己很恼怒地说：“荒唐，凭什么我给她送礼？我说过一辈子都不会求她的。”王大兰哭了，她哭得很伤心，将自己这一辈子受的苦统统倒了出来，说到伤心处，竟痛哭失声，这使许克己觉得王大兰有点“文革”中痛说革命家史的味道，而一本辛酸家史的制造者许克己的罪过已是罄竹难书。许克己被自己妻子苍凉的哭声击穿了，他觉得自己确实欠妻儿太多了，一生一意孤行，却从来没考虑过妻子的感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实际上也不让妻子得到，这是另一种非礼与不义。到这个年龄，他的理解有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就是辩证法的思维逐步渗透到自己的意识中。福利分房今年是最后一次调整，如果评上了副教授他就可以赶上末班车，明年评上就完全按货币化分房了，补助的钱是远远买不到一套住房的。
许克己在妻子王大兰漫长的哭声中，答应跟妻子一起去郑红英局长家一趟，只是去问问情况，但坚决不送礼。王大兰答应了，她抹干眼泪说：“听不少人说郑局长年轻的时候跟你谈过恋爱，她不会一点面子也不给。”许克己说：“胡扯！”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穿着一件黑棉袄的许克己跟王大兰上路了，尽管许克己答应去郑红英家里问问情况，但问情况不就是想请她帮忙，不就是求她。许克己感到这件事无论如何解释，都是对自己多年前自己誓言的一种背叛，都是一种无法狡辩的“失节”。想到这里，他心里就有一种耻辱的念头升起来，黑暗掩盖起了他耻辱的表情，但他感到耻辱的性质牢牢地钉在内心。他害怕风声，害怕灯光，害怕每一个从面前走过的影子。他和妻子专门挑了一条黑暗的没有路灯的后街鬼鬼祟祟地走着，黑暗使他安全，他专门往黑暗的地方走，就像一个刚出道的小偷，这种心情无比糟糕。师范学校离郑红英现在的家相距并不远，只隔两条街。他觉得这段路极其漫长，不到一公里的路，似乎他走了一辈子。他不敢跟妻子王大兰说话，王大兰裹着一件又肥又大的旧军用大衣，尾随着许克己，一路也不说话。后来许克己又想，自己本来就是够条件的，根本不需要开后门打招呼，此次上门，完全是同学间的一次无关紧要的走动。这样一想，他心里又渐渐地平静了许多。
郑红英局长家住在一条僻静的巷子里的一幢带院子的独立小楼里，到了郑红英家门口时，许克己不愿敲门，王大兰说：“你一个大男人怕什么？”许克己还是不愿敲，王大兰只好自己啪啪地敲了起来。郑红英家的小保姆拉亮了院子里的灯，打开铁门，灯光照亮了许克己夫妇。这时许克己发现王大兰从棉大衣里掏出了一个印着彩色图案的方盒子，盒子里是什么，许克己一无所知。他心里一惊，糟了，王大兰背着自己买东西送礼来了。
这时，郑红英也出来了，一切都来不及了。郑红英一看是许克己，很是意外，说道：“是老许呀，你真是稀客。请进，请进！”
郑红英家一楼豪华的客厅里，灿烂的灯光照亮了许克己惊慌失措的脸，王大兰倒是很自然地坐到沙发上，将那个包装得很漂亮的纸盒子放到身边。许克己想看清盒子上写的是什么，但他看不清，老眼昏花了。郑红英招呼小保姆送上茶，然后又拿出中华烟让许克己抽，她说：“不要客气，喝茶，抽烟！”许克己有些拘谨地坐在沙发上，手也不知怎么放才好，他只得点上一支烟，慢慢地将情绪稳定下来。郑红英局长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地说：“你老许从来都不串门，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许克己再也没有了当年的豪气与自负，他用烟雾掩饰着自己的心虚，声音里却充满了慌张：“郑局长，听说职称条例修改了，我也申报了，我想问一问以我的条件这一次能不能通过？”郑红英很有策略地说了一句：“以我看，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不过最后还是要职称评审委员会来定。”这句话说了等于没说，她的意思是她个人意见是肯定没问题的，但评委会意见不等于她个人意见。许克己听了郑红英这话，也不知再说些什么。王大兰喝了一口茶说：“郑局长，你是大领导，只要你同意，老许肯定能评上。”说着就将身边的纸盒子拿出来放到茶几上，她在用这个纸盒子交换许克己的职称，许克己脸色刷白，他裂地遁逃的意志油然而生，可郑红英家地上的大理石非常坚硬，一点裂缝也没有。郑红英说：“这个事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们还是要相信组织相信评委会。”她看了一眼茶几上包装精美的纸盒，对许克己说：“老许，你这是干什么嘛！带东西来太见外了。”许克己正要为自己辩解，王大兰抢上来说：“郑局长，这是最新出产的垂直气烫电熨斗，不要烫衣板，挂在衣服架子上就能烫了，售货员说很时髦，我就买了一个。”她说完了新式熨斗的功能后继续用很庸俗的方式说：“老许的职称全靠你了。”
临走的时候，郑红英对许克己夫妇说：“以后有空常来玩！”
许克己觉得自己是从郑红英家里逃出来的，王大兰将他一生的尊严全部出卖了。回到家里，许克己愤怒地指着王大兰的鼻子说：“你、你让我无地自容。我要跟你离婚。”许克己已经愤怒得说不出话来了，他在气头上说的话当然是不可靠的。王大兰知道自己背着许克己买东西冒犯了他，但她知道如果想征得同意是根本不可能的，她只好先斩后奏了。现在她只好抓住许克己要离婚这句话不放，放声大哭起来：“你现在当上副教授了，有新房子了，就要甩我了，我命好苦呀！”王大兰这么一哭，许克己反而没了主意，他气得坐在那把用铁丝绑着的椅子上拼命地抽烟。他觉得烟雾证明他还活着。
屋外风声四起，冷空气继续南下，这座城市溃不成军。
9
年底的时候，许克己顺利地评上了副教授，师范学校是中专，副教授是最高职称，没有正教授。许克己虽历经坎坷，但总算功德圆满了，正好最后一批福利分房也在年底截止，许克己终于住上了三室一厅的带卫生间的教授楼。
按说我二叔许克己的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桩极其意外的事情改变了故事的走向，也让我从千里之外的城市赶回来。因为我二叔出大事了，我堂弟小东哭得那般孤苦无助，所以我必须回来。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我二叔许克己评上副教授还没到一个月，新房子还没来得及装修，那天刚上完课后他就直接去了新房子，一个染着黄头发的时尚的年轻女孩到办公室找许克己，办公室全体教师都在，大家等待发元旦的一百块钱过节费，所以全体教师都看到了这个女孩，女孩叫耿耿，是郑红英局长的女儿，李保卫也认识她，就热情地招呼她到办公室坐，耿耿就坐在我二叔的办公桌边，李保卫问她来有什么事。耿耿说：“找许老师。”李保卫问：“找许老师干什么？”耿耿说：“他送到我家的垂直气烫电熨斗，质量不好，把我的衣服都烫坏了，我找许老师要发票，找商场算账，最起码要新换一个。”耿耿很轻松地说着，嘴里嚼着口香糖。
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他们很怀疑地看着耿耿。
我二叔许克己来到办公室的时候，李保卫在办公室外面堵住了许克己，他很神秘地说：“许老师，你不要进去，郑局长女儿找你来要电熨斗发票，说质量有问题。”
我二叔伸头看了一眼办公室里整整齐齐地坐着人，顿时一阵眩晕，他发觉天空的太阳正在急速地旋转，大地和楼房翻转过来被倒扣在天上，他用手扶着窗台，没让自己倒下去。
回到家以后，我二叔脸色苍白，他只说了一句话：“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这句话被我堂弟小东听到了。从此，我二叔就再也没说过一句话，这是我二叔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我堂弟根本听不懂这句话，但他记住了这句话。
元旦过后，省教育厅下了一个文件，师范学校由于招生困难和不适应教育改革的步伐，经研究予以撤销，五十五岁以上的教师一律提前退休，其余教师合并到市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校作为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个分部。这就是说在我二叔评上副教授一个月后，师范学校消失了，他也就提前退休了。学校和他的使命都已经结束了。
我回到家乡后，堂弟小东在车站将我直接接到了市精神病院。堂弟哭丧着脸说：“我爸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说话了，任何人跟他讲话他都不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问：“事前有什么先兆？”小东说：“没有。”
市精神病院高墙深锁，像一座监狱，那些精神崩溃的病人在医院里鬼哭狼嚎或放声歌唱，病房所有的窗户都被钢筋焊死了，我经过的病房里的病人都是狰狞的表情，我心情紧张地想象着二叔的模样，尖锐地体验着这人间地狱的场景。
二叔被关在一个红砖砌成的院子里，说是住院，实际上就是囚禁，医生一会儿说二叔是患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一会儿又说是忧郁症。二叔面对医生的任何判决都一言不发，他机械而僵硬地跟着医生、跟着家人走进各种仪器怪叫的测试室，走进单独的病房。
一扇铁门缓缓打开了，我远远地看见二叔正坐在走廊里一张小木椅上晒太阳，他的手里握着一把紫砂壶，神情木然地看着天空，天空的夕阳泛着暗红色的光。
二婶王大兰一见到我，就拉着我的手哭了起来：“你二叔，他……”
我二叔许克己穿着黑棉袄一动不动地坐着，也不睬我。我拉着二叔的棉袄袖子，说：“二叔，我回来看你来了。你还认识我吗？”
二叔不吱声，僵硬的眼神一动不动，他一点反应都没有，手里死死地抱住茶壶，他就像日本电影《追捕》里的恒禄进二那样，一天到晚地坐着。我使劲地拽他的袖子，大声地说：“二叔，是我呀！我的长篇很快就要出版了，我是来向你报喜的。”二叔茶壶里的水泼洒了几滴到棉袄上，他依然无动于衷，我又点燃一支香烟放到二叔的嘴上，二叔不吸，也不吐，香烟在他灰紫的嘴唇上自生自灭地燃烧着。看着一个饱读诗书的二叔，想象着我最崇拜的二叔已不食人间烟火，我忍不住流下泪来。
二婶和堂弟小东本来是希望我回来能唤醒他的回忆，因为我是许氏家族中让二叔最骄傲的一个后代，然而一个星期的接触最终让这一希望成为泡影。
市教育局郑红英局长和其他领导对我二叔的病情很关心，他们还给我二叔送了鲜花，郑红英局长对我二叔说：“老许，你要想得开一些，只要你恢复健康了，我们就可以让你到市教育局教研室工作，让你继续发挥余热。”市局对我二叔病情的结论是：因为师范撤销了，且又让五十五岁的许克己提前退休，这让对师范学校充满感情和对评上副教授后准备大显身手的许克己受到了刺激，所以精神上出了问题。郑红英说：“老许这个人就是认真，他可以没饭吃，但不能没书教。”
事实是，我二叔在师范学校没撤销前就失语了，只不过最初阶段人们没有在意而已。而我在一个星期的调查里得出的结论却与此完全不同，我认为，我二叔许克己是因为耿耿去要发票，致使给郑红英局长送电熨斗的事彻底败露，这意味着他一生所捍卫的原则顷刻间在光天化日之下土崩瓦解。
二叔许克己的失语不管是不是精神分裂的结果，但我坚决认定，二叔是以失语这种方式为一生为人做事原则的崩溃与覆灭进行忏悔，他为自己一次目的并不明确的背叛进行赎罪。
我之所以不愿说出这个结论，是因为我说出来医生会认为我很幼稚，别人也不会相信，更何况，生活本来就是不可告人。
我离开二叔后又回到了我漂泊的这座北方城市。一个月后，我接到了堂弟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二叔已经死了，死在一个北风呼啸的夜里。
这时书商找到了我，他要请我吃饭，他说愿意以每千字一百元出我的《月光下的单人床》，并希望今天就签合同，一个月内交稿，我说我不想出这本书了，他说价钱还可以再高一些。我说我不想出了，他问为什么，我说不想出就是不想出，没有为什么。
说完这句话，我转身就走，将书商扔在背后冬天的风里。
回到出租屋里，我烧掉了《月光下的单人床》的手稿，卷起行李回家为我二叔奔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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