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2.2（1 / 1）

为政第二

2.1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从现在开展进入第二章了，“为政第二”的“为政”就出自本篇的前两个字，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含义。本章共二十四篇，只有四篇在讲为政。

本篇是孔子论语中第一次谈为政的问题，孔子的思想不是出世的，是入世的，自然要谈及政治，而且孔子对政治也有着浓厚的兴趣，恨不得马上就自己操刀。但大多数时候，他都是那个在旁边看的，没有亲自操刀的机会，只是嘴巴闲不住。

何谓“德”？这里的“德”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道德、品德，是人通过自律的方式达到的，所以李零先生解“德”为自律。论语中，从政是指当官，为政是指施政。“为政以德”是孔子施政理念的核心，也是儒家施政理念的核心。

本章2.3篇中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季康子问政孔子，孔子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以上内容都体现了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用今天的话说，为政以德就是靠道德的楷模作用来施政，或者说是通过道德的教化来实现其为政的目的——有耻且格。“为政以德”同时也是儒法两家的争论焦点，儒家的“为政以德”遭到了法家无情、刻薄的批判，法家完全不同意德治，倒不是法家否认道德的作用，而是法家认为儒家太过于理想化，不接地气。法家也承认上古曾经有过“为政以德”的阶段，韩非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但是，现在“世异事异”，韩非说：“文王（周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徐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韩非子·五蠹》）所以，在法家看来，讲道德的时候早就过去了，现在还为政以德无异于守株待兔，守株待兔这个成语就出自《韩非子》。况且，按照儒家为政以德的观点推想，为政的必须要尧舜禹汤文武那些圣人、道德先生才行，但实际上那些圣人、道德先生千世一出（韩非语），去哪里找那么多尧舜禹啊？即使出现了尧舜禹，如果只是匹夫不能在位为政，亦不能治三人（韩非语）。为政以德就是一个伪命题嘛！

另一方面，法家认为道德的作用非常有限，而且成本极高。韩非说：“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

儒法的“德（德治）刑（刑治）之争”最终以法家胜出而告终，历史选择了法家，但未能完全抛弃儒家，所以有了秦以后的“儒表法里”，表面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大行法家之道。诚言之，孔子并没有否认过刑治的作用，也没有严厉抨击过刑治，只是认为德治更优于刑治，二者的选择中孔子更愿意选择德治而不是刑治，这从本章2.3篇中就能看出，这或许是因为孔子之时还没有形成法家思想的缘故，毕竟当时还没有什么人找上门同孔子吵架。

这里的“共”，即“拱”。“北辰”，《尔雅·释天》说“北极谓之北辰”，列北辰为星名，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北极星，北极星是北方的标志。有说法称，“北辰”仅指方位——北极，极北之意，实误。

杨伯峻先生解释“北辰”时，用了很多今天的天文地理知识，让人有点莫名其妙。古人根本就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地球绕着太阳转之类的知识，仅仅是通过每天晚上的观察获得了一些天文知识，毕竟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晚上没事就数数星星，所以天文知识很普及，顾炎武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是很有道理的。

古人观察发现，北斗七星斗勺前端两颗星（古书中称为天枢、天璇）和北极星在一条线上，这两颗星的连线，向上延伸五倍，就是北极星。北斗七星在不同的季节和夜晚不同的时间，会出现在天空不同的方位，看起来就像北斗七星在绕着北极星转一样，所以孔子说：“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古人很重视北斗七星，所以常用其作比喻，因为它可以用来辨别方向和季节，这对于农业民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初昏时，斗柄指向东为春季，斗柄指向南为夏季，斗柄指向西为秋季，斗柄指向北为东季。

2.2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诗》即今天我们所说的《诗经》。“思无邪”，解为思想纯正，是符合孔子愿意的。但“思无邪”实出自《诗经·鲁颂·駉》，原本并非此意。“思无邪”的本意目前还是有争议的，这里就不扯了，有兴趣可以查查相关资料。孔子引用后当作“思想纯正”解，实际上就是断章取义，以己意曲解其本意，所以孔子是述而作之的，绝非他自己所说的述而不作。

《诗经》在孔子时期只称作《诗》，“经”是后世汉儒加上去的，所以孔子称“《诗》三百”，而不是“《诗经》三百”。司马迁所说的“……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报任安书》），亦可作一证。孔子教授学生，也不外乎当时贵族弟子所学的《诗》、《书》、《礼》、《乐》。从《论语》中看，《诗》、《礼》更为孔子所常谈、常讲，但孔子讲《诗》常曲解其意，往往与其本意相去甚远，本篇“思无邪”就是一例。再如诗文：

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素以为绚兮。（前两句见于《诗经·卫风·硕人》，后一句出处不详。）

本意是描写一个漂亮的姑娘，却硬被孔子和他的弟子子夏给扯到画画上去了，最后又被扯到道德修养上去了，是不是有点不明觉厉？孔子就是这么教《诗经》的，所以跟孔子学习《诗经》挺难的，你要不停地猜老师到底想说什么、想做什么。

《诗经》并不是今天我们想象的那样由某某诗人所著，而是由采诗之官收集民间歌谣而成。当时没有电脑网络这些娱乐，周朝贵族每每夜不能寐、无以为乐，用周星驰的话说就是长夜漫漫、无心睡眠，于是设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然后交给乐师谱曲，唱给当时的贵族听，就形成了《诗经》和《乐经》，《诗经》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歌词，《乐经》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曲谱。一般的说法，因为秦火的缘故，《乐经》已经彻底失传，我觉得《乐经》之所以失传的根本原因应该是受流行音乐的冲击所导致的，而且曲谱也不易于流传。孟子就曾经和梁惠王（魏惠王）讨论过音乐的问题，梁惠王很扭捏地说：“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这里的“世俗之乐”就是当时的流行音乐，“先王之乐”大概就是《乐经》的音乐，《乐经》之所以失传，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受到秦火之灾的不只是《乐经》，《诗经》同样罹难，《诗经》却能得以流传至今。到了西汉，《诗经》复出，出现了《鲁诗》（传自鲁人申培）、《齐诗》传自齐人辕固生，就是被窦太后扔进野猪圈的那个，后来汉景帝塞给他一把刀，才得以脱险）、《韩诗》（传自燕人韩婴）和《毛诗》（传自毛亨、毛苌）四家。《诗经》同样有今古文之争，《鲁诗》、《齐诗》、《韩诗》三家属于今文学，《毛诗》属于古文学。熟悉今古文之争的朋友们应该知道，今古文在经文上的差异实小，主要的争论在于解经的问题上。和其他经文不同的是，今文学的《诗经》均已失传，现在传世的《诗经》版本是古文学的《毛诗》。本来西汉时盛行的是今文学的《鲁诗》、《齐诗》、《韩诗》，但到了东汉时期，古文学的《毛诗》开始盛行，而且方兴未艾，以压倒性的优势干掉了其他三家，《齐诗》亡于魏朝，《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宋朝，只剩下《韩诗外传》还流传至今。

考察古文献可知，至少在孔子时，《诗经》已经基本成书，或有版本之别，各版本只是小有差别。孔子看到的《诗经》很可能就是《鲁诗》，比如刚刚说的“素以为绚兮”的诗句就不见于现传《诗经》。《诗经》之篇幅，传世版本中共载有311首，但真正传下来的有305首（当然之前的篇幅可能比这些要多），所谓的“《诗》三百”不过是举其整数而已，这种事情古人常干，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至于说孔子删订这部书的事，就基本不靠谱了。孔子八岁时，吴季札就到鲁来听乐工给他歌诗了，那时的分类名目，看来就已经定型了，自然不是孔子所能删订的了。

《诗经》的内容其实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么高大上，既然是采自民间的，当然就不可能是那么的高大上。《诗经》分《风》、《雅》、《颂》三大类，《雅》大概就是雅言（即官话、秦腔）的意思，基本为周王室贵族所作；《颂》就是歌颂之意，是宗庙祭祀用的诗歌，这些诗歌不但有曲，而且还配有舞蹈，季氏“八佾舞于庭”之“庭”就是宗庙之庭；《风》基本就是采诗之官采自民间的诗歌，所以按地域分为十五国风，这类的诗歌有的很粗俗的，很有点东北二人转的意思。比如《诗经·郑风·褰裳》的诗文：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这是一首情诗，表达的是一个姑娘思念他的情郎。但很多学者都深入学习贯彻了孔子“思无邪”的指导思想，将最后一句“狂童之狂也且”的“且”解为语气助词，其实是有问题的。这个字真正解对的是台湾的李敖先生，“且”解的粗俗一点，就是“屌”，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傻小子你神气什么啊，傻屌！”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李敖先生的《中国性研究》。因为《诗经》里的有些内容太粗俗，所以孔子和当时的贵族们才提出了“思无邪”的口号。

《诗经》在孔子的时代并不像今天，有兴趣的看看，基本处于学术研究的范畴，在当时是有其实用价值的。贵族在交际交往中常常引用《诗经》作为交际辞令的，如果你对其生疏就会当众出丑，所以孔子才说“不学诗无以言”。比如，朝廷在宴享宾客时，一般要选《诗经》的一首或一节，让乐师歌诵，这叫做“赋诗”，以示欢迎。来宾也得选一首或一节回敬，这叫做“答赋”。双方的情感、愿望、请求，甚至挖苦讽刺，往往借断章取义、曲解诗歌注入其中，你不懂不行啊，所以孔子要教授他的学生们《诗经》。